“九先生”張蓬春

2005年05月15日09:33 今晚報

“九先生”是南開學校師生員工對張蓬春的尊稱，因為他是校長張伯苓的胞弟，協助長兄主管學校的教務。

張蓬春，字仲述，1910年赴美留學，先就讀克拉克大學，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歐美現代戲劇，獲文學、教育學碩士雙學位。在留美期間，張蓬春就嘗試著用英文進行話劇創作。據他的同期學友胡適日記記載：“仲述喜戲劇文學，已著短劇數篇。今復一劇名曰：———《外辱》，影射時事，結構甚精，而用心亦可取，不可謂非佳作。”《外辱》也被譯為《入侵者》，劇作通過中國一個家庭在外來力量干預下的衰敗，講述了軟弱無能就要受欺辱被宰割的普通道理。結合當時中國被西方列強蠶食瓜分的現狀，其“影射時事”，喚醒民眾的用意非常鮮明。劇本不僅借鑒了歐美戲劇的表現手法，也體現出作者關注現實、批判人生的現代意識。1916年夏，張蓬春返國。不久，他便帶著獨幕劇《醒》參加了南開新劇社，任副團長。南開學校師生對于張蓬春的加盟寄以厚望。1918年，張蓬春編導的五幕話劇《新村正》在京、津兩地公演后產生強烈的反響，魯迅、胡適、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都觀看了演出，給予極高的評價。胡適稱贊《新村正》完成了從文明劇向話劇的過渡；著名劇評家宋春舫指出劇本“把吾國數千年‘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’的兩句迷信話打破了”。陸善忱強調了劇作者的思想性和現實意義：“是向舊勢力反抗，向新時代邁進。翌年即為五四運動，可謂抓住時代，走在時代前面的作品。”可是，有些版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把胡適發表于1919年的《終身大事》視為中國話劇的第一部作品，看來有悖史實。張蓬春先于胡適創作，得到胡適本人的首肯；并先于胡適把劇作搬上中國的舞臺，獲得專家和觀眾的認可。因此稱張蓬春是從事中國話劇創作的第一人是并不為過的。

張蓬春不僅是中國話劇創作的第一人，而且是中國話劇導演的第一人。一些話劇史學家認為自1922年洪深參加上海戲劇協會的第三次演出后，中國話劇開始有了導演的觀點也是不準確的。張蓬春加入南開新劇團后，就徹底摒棄了該社采用的先有演員，再由演員拼湊臺詞的形式，執行歐美流行的導演責任制———由導演選擇劇本、演員，負責排練和演出。由于當時新劇并未定名話劇，導演一詞也未被翻譯介紹到中國，故報紙稱“張蓬春先生導排”。張蓬春執導話劇的手法，是相當規范，也十分嚴格的。演員在舞臺上的每一句臺詞，設計的每一個動作、表情，必須領會、遵照導演的創作意圖，演員絕不可以任意發揮。著名電影演員金焰回憶說：“張蓬春老師排戲嚴格極了，我看過他排《壓迫》、《可憐的裴迦》、《獲虎之夜》。一進排演場，他什么都預先規定好了，無論是臺詞還是臺步，甚至于臺詞的輕重音。這和我后來到上海參加田漢領導的南國社排戲可以即興發揮，演出時甚至也還允許自由發揮，完全是兩回事。

張蓬春還是把歐美名劇系列搬上中國舞臺，并把中國京劇藝術介紹到國外的第一人。為了適合國情，張蓬春對歐美名劇進行了大膽的改編：劇中的人物、地點換成中國的名稱；劇情的發展保持著連續性和完整性，盡量適應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；簡化國外語言結構，使之口語化。從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，張蓬春相繼把果戈理的《欽差大臣》、易卜生的《娜拉》和《國民公敵》、王爾德的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、高爾斯華綏的《爭強》、泰戈爾的《齊拉德》、莫里哀的《財狂》等幾十部名劇搬上天津舞臺，輪番演出。特別是三幕話劇《財狂》的公演獲得巨大成功，連演三天，場場爆滿，鄭振鐸、章靳以、李健吾、蕭乾等著名文學家特地從北京趕來觀看演出，并撰寫了評論文章，《大公報》、《益世報》、《庸報》等為了配合演出出版了多期專刊。藝術是交流的，引進也是為了輸出。1930年和1935年，京劇大師梅蘭芳赴美國、蘇聯演出獲得成功，張蓬春功不可沒。為了適應外國觀眾的欣賞口味，張蓬春對演出劇目進行了精心的選擇和重新編排，力求精練，突出展示藝術精華，武打、動作設計準確表現角色的性格等。每次開演之前，張蓬春都登臺用流利的外語介紹京劇的特點和劇情；演出間隙，張蓬春多次舉辦戲劇講座，由梅蘭芳示范各種唱腔、手勢步法。梅蘭芳非常敬佩張蓬春，稱贊說：“干話劇的朋友很少真正懂得京劇，可是P·C張卻也是京劇的大行家。”

抗日戰爭前，張蓬春告別了話劇，躋身政界，當上了外交官。或許是張蓬春“似乎所務太廣”，或許是其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特殊身份，張蓬春對中國話劇的杰出貢獻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足夠認識。